关于“风水”一词，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又名“堪舆”，还可被称为“相地” “相宅。（墓）”“地理”等。然而，关于这些名称的内涵问题，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具体所指也不尽相同，

一. 风水渊薮：先秦“相地”考析

原始社会时期，先民即已掌握择地而居的“相地”之法，《墨子·辞过》有相关记载称‘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，就陵阜而居，穴而处。 下润湿伤民，故圣王作为宫室” 。 《周易·系辞下》亦称“上古穴居而野处，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，上栋下宇，以待风雨，盖取诸《大壮》 ” 。 原始先民对“相地”高度重视，“相”为勘察、审定，“地”包括屋舍（阳宅）和墓地（阴宅） 。“相地”最早见于《尚书·召诰》 ，其载“惟二月既望，越六日乙未，王朝步自周，则至于丰。 惟太保先周公相宅，越若来三月，惟丙午朏。 越三日戊申，太保朝至于洛，卜宅。 厥既得卜，则经营。 越三日庚戌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，越五日甲寅，位成” 。 除了太保相宅外，《周礼·土方氏》 还称：“土方氏掌土圭之法，以致日景，以土地相宅，而建邦国都鄙，以辨土宜、土化之法，而授任地者。 王巡守，则树王舍。”土宜法”被运用到“相民宅” 中，正所谓“以土宜之法，辨十有二土之名物，以相民宅，而知其利害，以阜人民，以蕃鸟兽，以毓草木，以任土事” （ 《周礼·大司徒》 ） 。 对此，唐代吕才在《叙宅经》中，考其源流称“逮乎殷周之际，乃有卜宅（相地）之义。 故诗称相其阴阳，书云卜惟洛食” 。 宋代罗大经亦称“古人建都邑，立室家，未有不择地者。 如《书》 所谓‘达观于新邑，营卜瀍涧之东西’ 。 《诗》 所谓‘升虚望楚，降观于桑，度其隰原，观其流泉’ 。 盖自三代时已然矣。”吕才和罗大经都明确将卜宅、相宅作为相地的缘起，这一观点也普遍受到现代学者的认可。相地活动在周代十分流行，如《尚书·洛诰》有云：“我卜河朔黎水，我乃卜涧水东，瀍水西，惟洛食。 我又卜瀍水东，亦惟洛食。 伻来，以图及献卜。”即详细记述了周公在各水系流域之间相互比较，进行的一系列相地卜居的活动。 又如《诗经·公刘》所载“笃公刘，既溥既长，既景迺冈，相其阴阳，观其流泉……庶其隰原，彻田为粮，度其夕阳，豳居允荒”，诗中“冈”“泉”“原”和“景”“阴阳”“夕阳”等，分别指地貌地物和方位朝向。 这种从地形、地势、地貌、水文和方位，来勘察择选地基的相地活动，充分考虑到了我国大陆受北方西伯利亚寒风影响，北面能靠山防寒，东南方可向阳取暖，包括选取水源要便利生活、洁净等。 正如《管子·度地》 所云：“圣人之处国者，必于不倾之地，而择地形之肥饶者。 乡（向）山，左右经水若泽。”与此同时，这种考虑山水形势及方位等因素的相地，也正是后世风水“形法”和“理法”的雏形。 这从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中的《啻》 《作事》 《相宅》等篇，也可见一斑。 诚如蔡杰所言：“我们可以在《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》中看到，春秋战国时，人们将卜宅的方法归为两类：一类是方位占卜法，另一类是形象占卜法。 方位占卜法根据天空中的日月星辰的行度进行占卜和决断事情，即是后世的理派的内容。 而形象占法则重于地理环境的‘外形’和房屋的‘内形’来占卜和决断事情，即是后世的形派的内容。”《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》中的相地术，虽与后世风水术有一些相似之处，但在本质上却大相径庭。 这一时期的“相地”还只是一种朴素辨证的相地技术，一般具有背山面水、植物繁茂和门户朝阳等特点，主要侧重对地质、水文等地理因素的实地勘察。 这与以阴阳五行学说、气论等为理论的风水，还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。

二 .风水嬗变：汉至唐“堪舆”疏证

堪舆一词，至早见于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，其云：“北斗之神有雌雄，十一月始建于子，月徒一辰，雄左行，雌右行。 五月合午谋刑，十一月合子谋德。 太阴所居辰为厌日，厌日不可以举百事。 堪舆徐行，雄以音知雌，故为奇辰。”颜师古引许慎注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 释曰：“堪，天道也；舆，地道也。”可见，堪舆最初本来是指以星宿分野来卜测时日的吉凶方法，是当时众多日者之一。关于堪舆的卜测时日吉凶，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即有相关记载：“孝武帝时，聚会占家问之，某日可取妇乎？ 五行家曰可，堪舆家曰不可，建除家曰不吉，丛辰家曰大凶，历家曰小凶，天人家曰小吉，太一家曰大吉。 辩讼不决，以状闻。 制曰： ‘ 避诸死忌，以五行为主。此处的“堪舆家”表明堪舆术已具备以占日为主要内容的吉凶功能，从占卜的功能来看，占日是天道，营建土木乃地道，两相融合即为堪舆。 从而可见，这时的堪舆与相宅相墓并无太多关联，与后世风水更是相去甚远。 迨至三国时期，魏人孟康注扬雄《甘泉赋》“属堪舆以壁垒兮”，将“堪舆”释为“神名，造《图宅书》者”。《图宅书》是汉代用于相宅相墓的专术，即图宅术。 它是在堪舆总体理论指导下，所形成的一种衍生品，意即堪舆与图宅术是干支关系。《图宅书》 （图宅术）的出现，始与相宅相墓发生关联，才具备了与后世风水相同的内涵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·子部·术数类》进一步详称“相宅、相墓，自称堪舆家。 考《汉志》有《堪舆金匮》十四卷，列于五行。 ……《隋志》则作堪余，亦皆日辰之书，则堪舆，占家也，又自称曰形家。 考《汉志》有《宫宅地形》二十卷，列于形法，其名稍近。 然形法所列兼相人相物，则非相宅相地之专名，亦属假借。 今题曰‘ 相宅相墓’，用《 隋志》 之文，从其质也”。文中所说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的《堪舆金匮》和《宫宅地形》，分别从属于“五行”类和“形法”类，开启了后世风水理论的“理法”与“形法”的两大分类。但此时的“形法”要比后世范围宽泛许多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亦称：“形法者，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廓室舍形，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、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残吉凶。 犹律有长短，而各征其声，非有鬼神，数自然也。 然形与气相首尾，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，有其气而无其形，此精微之独异也。”可见，“形法”不仅包括相地、相宅，还有相人、相物等，

《宫宅地形》仅是形法六家之一。相地“形法”兼有“立城郭”内容，后世风水并无此内涵。 相宅“形法”仅涉及宅舍与地形两类对象，在两者之间来占断吉凶。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形法”的核心要旨在“形”与“气”，并以“气”释“形”，意即“气”被应用到相地、相宅中。 而以《堪舆金匮》为代表的“五行”类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基，当时主要流行五音姓利说的图宅术，王充在《论衡·诘术》中称“《图宅术》曰：宅有八术，以六甲之名，数而第之，第定名立，宫商殊别。 宅有五音，姓有五声。 宅不宜其姓，姓与宅相贼，则疾病死亡，犯罪遇祸。 ……‘商家门不宜南向，徵家门不宜北向。’则商金，南方火也；徵火，北方水也。 水胜火，火贼金，五行之气不相得，故五姓之宅，门有宜向。 向得其宜，富贵吉昌；向失其宜，贫贱衰耗”。 图宅术在考虑时日“六甲”之外，还将姓氏分属五音的理论依据，即“以字学分五音，只在唇舌齿调之，舌居中者为宫，口开张者为商，舌缩却者为角，舌拄齿者为徵，唇撮聚者为羽”，运用到相宅相墓当中，与《堪舆金匮》理论基础一致，我们统称为五音宅法。 可见，以《宫宅地形》为代表的“形法”和以图宅术为代表的五音宅法，两者理论基础大相径庭，属于不同的体系。

西汉时期，堪舆术主要涉及的是相宅，《堪舆金匮》即是择日定向的阳宅著作，《宫宅地形》亦复如此，相墓（阴宅）的出现相对于相宅（阳宅）较晚。 对此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考释曰：“相宅之书，教相墓为古。 ……《汉书·艺文志》形法家，始以宫宅地形与相人相物之书并列，则其术自汉始萌，然尚未专言葬法也。”自东汉始，才逐渐出现相墓的零星记载，据《后汉书·袁安传》载：“安父没，母使安访求葬地，道逢三书生，问安何之，安为言其故，生乃指一处，云：‘葬此地，当世为上公。’须臾不见，安异之。 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，故累世隆盛焉。”袁安受其母命所托，为其父四处寻访葬地，路上偶遇的三个书生，竟能明晓

相墓之法，说明相墓在当时已很可能成为一种习俗。 东汉王充《论衡》所载《葬历》，以及当时出现了“登山相地”的“冢师”，皆可为此佐证。 而《葬历》相关理论仍以卜测时日为要旨，同时表明了此时的相墓理论与“堪舆” 的卜测时日理论是一脉相承的。 尤其是《后汉书·袁安传》中“葬先荫后”思想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魏晋南北朝之际，相墓荫后之说盛行，如《世说新语·术解》载：“人有相羊祜父墓，后应出受命君。 祜恶其言，遂掘断墓后，以坏其势。 相者立视之曰： ‘犹应出折臂三公。’俄而祜坠马折臂，位果至公。”又如《南史·武帝纪》称宋武帝之父葬地云：“其地秦史所谓曲阿、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。 时有孔恭者，妙善占墓，帝尝与经墓，欺之曰：‘此墓何如？’孔恭曰：‘非常地也。’帝由是益自负。”东汉以降，广泛流行的阴宅之术，同样是以五行为理论基础的五音宅法，与西汉用于阳宅的图宅术理论相一致。 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《地形志》八十七卷，《宅吉凶论》三卷，《相宅图》八卷，《五姓墓图》一卷，《冢书》 《黄帝葬山图》各四卷，《五音相墓书》五卷，《五音图墓书》九十一卷，《五姓图山龙》及《科墓葬不传》各一卷，《杂相墓书》四十五卷。我们从所题书名，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五音宅法居于主导地位。 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中也收录了《五行记》五卷，《五姓宅经》二卷，《五姓墓图要诀》五卷，《玄女弹五音法相冢经》一卷，《五音地理经》十五卷等，亦可为此例证。 唐代吕才亦在《叙宅经》中称：“至于近代师巫，更加五姓之说。 言五姓者，谓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等，天下万物，悉配属之，行事吉凶，依此为法。”其实，魏晋至隋唐阴宅术的迅猛发展，远不止于此。 我们从唐代孙季邕奏请停废的伪烂葬书，就达 １２０ 家之众，如《黄帝五姓葬经》《黄帝五元经》 《五星出入图》 《五音历》 《荀氏五姓葬经》 《岐伯五行志》《五气历》《五行历》等等。要言之，这一时期的堪舆术基本以五音选择为主，即五音堪舆术，已经蕴含了后世“理法”风水术的五行理论要旨。 而以《宫宅地形》为代表的“形法”仍处于混沌状态，较之先秦阶段的“相地”，张舜徽认为“《汉志》著录之《宫宅地形》，本谓庐舍之建造也。 《诗·大雅·公刘》篇所谓‘相其阴阳，观其流泉’，即斯术之滥觞。 至于辨方位，审燥湿，皆营造之事所宜讲求者，故为书至二十卷之多。 此乃世俗所谓阳宅也”。 即言与前文《尚书·洛诰》《诗经·公刘》所述之事的性质相似，并未有实质性的突破，仍是一种朴素辨证的相地技术。 然而，“形法”中的相地书注重山形水势的地质、水文等因素，尤其是“气”的介入，却直接对后世风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三 .宋以降“风水”演变

有宋一代，著录于《宋史·艺文志》 《崇文总目》 《通志·艺文略》等相关相地书多达百余种，其数量远超前代总和。 诸如《五音地理诗》《五音地理经诀》《五音三元宅经》《五姓合诸家风水地理》《地理新书》 《相宅经》 《葬书》 《山冈机要赋》 《地理口诀》 《正龙子经》《白鹤望山经》《青囊经歌》《青囊本旨论》等，所撰者或为朝官，或为民间术士，鱼目混珠，参差不齐。 南宋王炎曾言：“虑术者不可信，搜集诸家地理书，考其本末。 ……论地理者当以是为祖，而庸术往往不读。 或读之句读既误，字音又讹，其义则懵然不晓。”从中可以明显看出，用“地理”命名的相地书籍，在唐以后逐渐增多，甚而直接称风水术士为地理家。 然而，地理学虽是风水的基础，但是地理学仅是风水的一部分，两者绝不能等同。关于唐宋以降“地理”一词的相混淆使用，清代丁芮朴在《风水祛惑》中也解释曰：“唐宋以后，地师称为堪舆家，又称之曰阴阳家，又称之曰形家，皆窃取他术之名以示尊重欤？ 世又称相墓为地理，其称地理，不过张大其术耳。”

宋代相地书籍不仅数量上陡然激增，而且内容和流派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。 《地理新书》《乾坤宝典》《茔原总录》等继承了汉以降的五音宅法，《葬书》 《地理发微论》 《地理囊经》等以“气”为主导判断山水形势，《青囊经》《入地眼全书》《催官篇》等则利用天象星宿来判定方位吉凶。 对此，南宋赵彦卫进行了详细总结，其称：“今地理家则有‘大五行’之说，如壬属水，地理家曰属火之类。 参以人之姓，归五音，分三十八将山，以定吉凶。近年又多用郭璞《锦囊》，先看山从何来，得金山或木、水、火山、土山，各以五音生旺轮之；吉方则要山高水来， 凶方反是；复以七星配之，谓之天星法。 又有用古《青囊》者，只使三垣，以壬亥为紫微垣，丑艮为天市垣，乙卯为天乙，巽巳为六尚书，丙巳为少微垣，丙丁为老人星，辛酉为午太乙，庚酉为天纲柄，水出入俱无妨，惟坤申是地母，不可用。 皆非圣人卜其宅兆之意，然世人贪于名利，多惑其说。”《云麓漫钞》提及的“大五行之说”即为汉以降的五音宅法，而宋时流行的“郭璞《锦囊》” （系郭璞《葬书》的别称）和“古《青囊》”，则分别侧重山水形势的判断（属形法派）和方位格局的择选（属理法派）。 其实，唐代后期至五代时期，就出现过一些涉及大环境山水形势的相宅（墓）之作，如敦煌写卷 Ｓ． ５６４５Ｆ《司马头陀地脉决》和《管氏地理指蒙》的“山水会遇”一章。 由是可见，宋代大致可分为五音宅法、形势风水（又称江西派，即“形法”）和理气风水（亦称福建派，即“理法”） 三派。风水的两大派别并非泾渭分明，主于形势的《葬书》亦讲究方位，主于理法的《青囊序》亦涉及山水形势，两者互相融合，只是偏重不同而已。秦汉以来的五音宅法发展至宋时，主要流传于上层皇室。 北宋王洙等奉敕撰《地理新书》，该书详细介绍了五音宅法，如“五音三十八将内从外从位”“五音三十八将图” “五音山势”“五音地脉”“五音男女位”等。当时的士大夫对五音宅法大张挞伐，程颐在《葬法决疑》中抨击称：“为害之大，妄谬之甚，在分五姓。 五姓之说，验诸经典，本无证据，古阴阳书亦无此说，直是野俗相传，竟无所出之处。 惟《堪舆经》黄帝对天老，乃有五姓之言。 且黄帝之时，只有姬姜二三姓，其诸姓氏尽出后代。 何得当时已有此语？ 固妄谬无稽之言。 其所谓五姓者，宫商角徵羽是也。 天下万物，悉配属之，行事吉凶，依此为法。 至如以张、王等为商，武、庚等为羽，是则同韵相求。 及其以柳姓为宫，以赵姓为角，又非四声相管。 其间亦有同是一姓，分属宫商，复姓数字，徵角不辨，都无凭据，只信其臆说尔。”张载亦直言：“南方用青囊，犹或得之，西方人用一行，尤无义理。”一行为唐代僧人，其所著《五行地理经》，即依循五音宅法。 故宋代以降，“五音宅法”渐不传于世，清人丁芮朴在《风水祛惑》中即称“风水之术，大抵不出于形势、方位两家。 言形势者，今谓之峦体；言方位者，今谓之理气”。 南宋时期，五音宅法就已经没落，朱熹有称“以五音尽类群姓，而谓冢宅向背各有所宜，乃不经之甚者。 不惟先儒已力辨之，而近世民间亦多不用”。 而江西的形势派与福建的理气派则成为主流，朱熹亦有称“近年地理之学出于江西、福建者为尤盛”。 理气派“主于星卦，阳山阳向，阴山阴向，纯取五星八卦，以定生克之理分”，而形势派“其为说主于形势，原起所起，即其所止，以定向位，专指龙穴沙水之相配”。可见，这两派都不再以卜测时日来判断吉凶，与“堪舆”及其分支的五音宅法有显著差异。两派主要流行于市井坊间，尤其是形势派风水最为盛行，发展至“宋元间以形（势）家术周流郡中”，乃致出现了“凡通都会府，山水固皆翕聚。 至于百家之邑，十室之市，亦必倚山带溪，气象回合”。对此，元末明初王祎所著《青岩丛录》也称：“后世言地理之术者分为二宗：一曰宗庙之法（理气派），始于闽中，其源甚远，至宋王伋乃大行。 ……其学浙间传之，而今用之者甚鲜。 一曰江西之法（形势派），……其为说主于形势，……其学盛行于今，大江南北，无不遵之。”故明清以降，风水遂以“形势为体，理气为用”，形势派和理气派逐步合流。

“风水”一词，虽在唐代之前已经出现，但一般是指自然界的风和水。 如《宋书·武帝纪》有云：“因风水之势，贼舰悉泊西岸。”《齐书·祖冲之传》又云：“诸葛亮有木牛流马，乃造一器，不因风水，施机自运，不劳人力。”杜甫《别董颋》亦曰：“穷冬急风水，逆浪开帆难。”“风水”实有相宅相墓之义，应出现在宋初。 北宋初期官修书目《崇文总目》所著录的《五婚合诸家风水地理》，应是现存最早以“风水”命名的书籍，另有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》著录《一行风水诀经》 和《宋书·艺文志》 著录《地理观风水歌》。 北宋中期以降，“风水”一词逐渐流传开来，司马光称“谓卜地决其吉凶尔，非若今阴阳家相其山岗风水也”；张载称“葬法有风水山岗，此全无义理”；程颐又称“今之葬者，谓风水随姓而异”；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亦称“江西人有风水之学，往往人能道之”等。 关于“风水”的内涵，《葬书》解释最为详尽。 《葬书》有云：“气，乘风则散，遇水则止。 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谓之风水。”《葬书》虽托名晋代郭璞所作，实为宋人所著，四库馆臣即曾指出：“《葬书》一卷，旧本题晋郭璞撰。 ……考璞本传，载璞从河东郭公受《青囊中书》九卷，遂洞天文、五行卜筮之术。 璞门人赵载尝窃《青囊中书》，为火所焚，不言其尝著《葬书》。 《唐志》有《葬书地脉经》一卷，《葬书五阴》一卷，又不言为璞所作。 惟《宋志》载有璞《葬书》一卷，是其书自宋始出，其后方技之家，竞相粉饰，遂有二十篇之多。”ᙨI著作一向多系托名作伪，宋末元初《茔原总录》即收录了南宋以降 ５６ 部风水伪作，多托名郭璞、杨筠松等风水名家，仅《通志·艺文略》就有托名郭璞的 ５ 部风水书。因而，笔者支持《葬书》出自于宋代的这一观点，其成书时间约为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。

四.风水理论的涵化

“生气”是风水奠基之作《葬书》的核心要旨，其开篇首句即称“葬者，乘生气也”，其注云：“生气即一元运行之气，在天则周流六虚，在地则发生万物，天无此则气无以资，地无此则形无以载，故磅礴乎大化，贯通乎品汇，无处无之而无时不运也。”自《葬书》提出“生气”说后，“气”便成为后世风水理论的根本原则，如“风水以气为主”“凡看地……总以气为主”。风和水是实现“藏风聚气”的必要条件，故《葬书》称“气，乘风则散，遇水则止。 ……风水之法，得水为上，藏风次之”。无论形势派风水，抑或理气派风水，皆以“气”为基础。形势派风水认为“气”为“形”的内在构成，“形”是“气”的外在表现，即“气者形之微，形者气之著。 气隐而难知，形显而易见”，强调气之形。 这种以“气”释“形”的观念，显然直接上承于汉代以《宫宅地形》为代表的“形法”。 理气派风水则认为不同方位的气有所不同，即“定其位而察其气，……阅冈峦而审龙定气”，强调气之位。成书于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的《葬书》，其“气”论思想缘何而来呢？ 气论思想早在先秦业已日臻成熟，如《周易·系辞》称“精气为物”，即言万物皆由精气所构成。 《左传》昭公元年也提出“天有六气，降生五味，发为五色，徵为五声，淫生六疾。 六气曰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也。 分为四时，序为五节，过则为灾”，即用“六气”进一步将人和万物统摄于其中。 气论还被广泛用于各种占卜之中，望气术便是其中一种，其是指以观察山水、物形等气性来推测吉凶的方法。 望气术和同以“气”为主旨的风水，天然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，所以两者的结合是必然的。 据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《吴书》云：“（孙）坚世仕吴，家于富春，葬于城东。 冢上数有光怪，云气五色，上属于天，曼延数里。 众皆往观视。 父老相谓曰：‘是非凡气，孙氏其兴矣！’”又据《南齐书》载：“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，父祖相传图墓为业。 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，山中得金印，转相诳惑。”说明望气术在汉魏六朝时期，就被广泛运用到了相宅相墓当中。 随后，“气”论思想便与汉以降的五音宅法相结合起来，《隋书·萧吉传》即称“‘气王与姓相生，大吉。’今黑气当冬王，与姓相生，是大吉利，子孙无疆之候也”。成书于北宋中期的《地理新书》更为明确地表达了“气”与五音宅法的结合，其称“凡气色与本姓音和协，润泽相生，吉”。 之所以如此，这与宋代理学的兴起，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。 

“相地”“堪舆”与“风水”的相继出现，有着一条较为清晰的历史流变脉络。 先秦时期的“相地”，主要侧重对地质、水文等地理因素的实地勘察，虽然包含了山水形势及方位等因素，是后世风水“形法”和“理法”的雏形。 但还只是一种朴素辨证的相地技术，在本质上与风水大相径庭。“堪舆”本质上与相宅相墓并无关系，是一种重在卜测时日吉凶之术。 作为堪舆衍生分支的图宅术，与以《宫宅地形》为代表的“形法”，皆上承于先秦的“相地”思想。 理气派（“理法”）风水亦上承于以图宅术为代表的五音宅法。 以《宫宅地形》为代表的“形法”，它的以气释形的观念，也成为形势派（“形法”）风水的要旨。 然而，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：汉以降五音宅法注重时间和空间，而宋代风水则已将卜测时间加以剔除，只关注空间的问题。 以及经过宋代理学的改造，风水从环境决定论转而为道德决定论，道德决定论成为风水的特质属性。因而，将“相地”“堪舆”等同于“风水”，失之偏颇，流于武断。 即便是以《宫宅地形》为代表的“形法”和以图宅术为代表的五音宅法，与风水的内涵有着密切的关联，亦不能与风水混为一谈。 风水是一个经过长期涵化的流变概念，它们之间虽有诸多交集，但风水的内涵更为丰富多元，且对它们进行了损益，尤其是风水自身所具有的特质属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