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晋玄学是两汉经学走入僵化和神学化死胡同时，一次深刻的哲学突破和思想解放。两汉经学，尤其与谶纬结合后，变得繁琐、荒诞且僵化，儒家思想失去活力。同时，魏晋时期社会动荡，政治黑暗。传统儒家伦理在面对残酷现实前苍白无力，士人群体开始从对外在的、神化的天人秩序追求，转向对内在的、个人的生命意义与精神自由的探索，需要摆脱束缚，寻找新的精神寄托。

儒道融合是玄学家们探索的具体体现。一方面，“名教”与“自然”的辨论构成了儒道融合的主线。名教指以正名定分为儒家礼教制度，包括伦理纲常等级秩序等；自然源于道家，指宇宙本来的状态、自然而然的本性、万物运行的规律。以何晏、王弼为代表玄学人物提出“名教出于自然”，认为“无”是宇宙的本源，万物都由此产生。儒家的名教是道家自然的产物。这为名教找到一个更高、更根本的哲学依据。嵇康、阮籍等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，他们目睹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行篡逆之实，对虚伪的礼教极度失望，因此激烈反对名教，提出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“礼岂为我辈设也”等，主张完全顺应人的自然本性。郭象则提倡“名教即自然”的一种儒道融合的形态，认为万物都是独化自生的，现有的社会秩序和伦理等级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。君臣、父子的人伦义务是顺应自然，从根本上小姐儒道二者的矛盾，为士人身在庙堂、心在山林的处世态度提供了理论支持。另一方面，有无之辨是名教与自然形而上学的基础。王弼的“贵无论”认为无是世界的本体，一切具体存在（有）皆由无生成，这为名教出于自然提供了本体论证明；裴頠则提倡“崇有论”，反对贵无论，认为无不能生有，万物是自生的，有本身是本体。从而批判了当时因崇尚无而导致虚无放达、不务世事的社会风气。郭象提出“独化论”综合二者，认为万物都是“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”，既不依赖无，也不依赖有，而是自足地、突然地生成变化。

哲学思辨是两汉经学的思想升华。两汉经学注重章句训诂和神学预言，魏晋玄学的哲学思辨则具有抽象性与思辨性、清谈于辩论、个体意识觉醒的特质。首先，他们讨论问题如“有无”“本末”“体用”“言意”等，都是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，极大提升了中国人的思维深度。其次，清谈是玄学的主要活动形式，名士们聚集一堂，围绕这些哲学命题进行机智的辩论，追求逻辑与辞藻之美，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思辨活动。第三，玄学的核心是探索自然，其中包含人的自然本性，这使得个人的精神自由、情感价值、生命意境得到了空前重视，因此，《世说新语》才会有那么丰富多次的个性人物。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魏晋玄学是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。它通过引入道家的思辨资源，成功地将儒家思想从两汉神学目的论和僵化教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，将其提升到真正的哲学本体论的高度。这为儒家思想找到了一个名为自然的、更深厚的精神根基。这种儒道互补的格局，从此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士大夫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品格，并为后来佛教的中国化铺平了道路。